琴弦上的阿爹,劈不破的玉

我们回到了开封,又成了这座古城的房客。
在H大学校园的西一斋,父亲还拥有一间书房。他坐在久违多年的电灯下,对爱迪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每晚都要充分享受乃至近乎于掠夺爱迪生发明的光亮,直到深夜仍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在战时飘泊中完成的讲义,已经以《文学新论》为书名,由世界书局出版。他又在自己搜集的四百多种、六十万言的鼓子曲词中取其精华,自费印刷《鼓子曲存》一千册,分赠给曾经向他提供曲稿的同好与南阳所属各县民众教育馆。还有三百三十多种鼓子曲谱,准备在完成名曲《劈破玉》合成曲谱的翻译后,以《鼓子曲谱》为书名自费出版,同时继续抓紧了对鼓子曲进行理论阐释的《鼓子曲言》的写作。
自费印刷《鼓子曲存》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我家的伙食质量大为下降,还欠了一笔外债。我的直接感受是,我上了初中,父亲竟然不能给我买一支“自来水”钢笔,又不屑于买据说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蘸水钢笔,我必须用毛笔书写英文作业而受到英文教师的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父亲说:“你对他们讲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是把英文书写纳入中国书法艺术之堂奥嘛!”母亲问:“所欠外债如何归还?日后印刷《鼓子曲谱》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父亲说:“从我日后出版《鼓子曲言》的稿酬中来。那时候,斑儿的中国式英文书法想必练得差不多了,我会送给他一支西弗利或是一支派克金笔呢!”
我在毛笔的艰难跋涉中受到光明前途的鼓舞,继续在嘲笑声里咬紧牙关用纤细的徽州狼毫曲曲敛敛、勾勾画画地练习“中国式英文书法”,英文练习簿也由比较贵重的道林纸改为价格低廉的白麻纸,毛笔与白麻纸相得益彰,英文教师终于从中看出了味道,说:“Wonderfulyzc579亚洲城官网,!多么古朴,多么典雅,多么他妈妈的别有一番穷趣呀!”
母亲让我们五个从十六岁到六岁的子女阶梯般排成一列横队,立正、看齐、报数,目光从我们身上扑扑闪闪扫过去之后,接着就潸然落泪,说:“这就是我抗战八年的胜利成果,可是,我老了!”算起来,那一年母亲也不过三十六岁,只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早已没有精力教书,别人已经不再叫她“孟老师”,而是叫她“张太太”了。
母亲第一次被称为“张太太”,是在小镇潭头。母亲辞去嵩县嵩英中学的教职,随父亲来潭头专司家务。别人叫了她一声“张太太”,她曾为此满脸通红,惆怅终日。她就跟一群教授太太联合起来,争取到了为民众服务的权利,比如,她们把不知番茄为何物的一大群农妇带到园艺系的试验田里,当场摘了一堆番茄,进行了生吃番茄的示范,并让大为惊讶的农妇品尝了番茄炒鸡蛋的美味。这批农妇就给番茄起了一个亲切友好的名字叫“洋柿子”,都成了在各自的小片菜地里争种“洋柿子”的带头人。接着,为了打破农民认为蝗虫是“神虫”的迷信,母亲又在关帝庙前支起油锅,与教授太太们进行了大嚼油炸“神虫”的竞赛,观者如堵。母亲宣传说,蝗虫的蛋白质和母蝗的腹部脂肪都优于猪肉和牛羊肉。这时她勇猛地吞食了一只油炸母蝗,连连咂着嘴说,好吃,好吃!又问听讲的农民,何不把蝗虫统统吃掉反而任其糟蹋庄稼呢?农民似乎付不起食用蝗虫要用油炸的昂贵代价,却看到大嚼“神虫”者没病没灾,都在大清早乘蝗虫翅膀上沾着露水飞不起来的时候,起而用破鞋底围歼蝗虫,战果辉煌。母亲与教授太太们受到了鼓舞,向民众进行科学启蒙的热情大为高涨,又取得生物系的支持,抱着一个显微镜访问农户,让民众在显微镜下看见了成群结队游弋在生水中的杆状、蝌蚪状小虫。还有一只苍蝇的一条大腿,也赫赫然露出了多毛的狰狞。不少农民从此改变了喝生水的习惯,而且学会了用生石灰杀灭粪坑里的蛆虫。母亲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是,此后就开始了“饥饿体验”而不曾遇到蝗虫。观察苍蝇大腿的显微镜也经历了潭头的劫难而下落不明。
母亲回到开封以后的状况似乎并没有改观,楼梯台阶一样渐次升高的五个子女,无时不在提醒她作为“张太太”的不可变更的身分。母亲开始变得易怒,跟父亲吵架说:“我们不是追求个性解放吗?不是要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它们,反而把自己的个性也给弄丢了,难道我只能是你的一个符号吗?”父亲说:“让我变成你的符号好不好,比如,就叫我孟老师的先生!”
母亲即使作为父亲的“符号”,也好像受到了宛儿姨的威胁。
已经从郾城回到开封的小姨说,又是在龙亭公园,她亲眼看见父亲和宛儿肩并肩地坐在柳阴下。草地上绿草如茵而不如芒刺和针尖,使他们坐得十分安适牢靠,露出十分缠绵的样子、十分晕乎的表情,还有十二分感伤的泪珠儿挂在宛儿的脸上。宛儿的脑袋甚至是旁若无人地歪靠在父亲十分乐意接受的肩膀上,很久很久,两个人又践踏着无辜的青草,融入古城墙的阴影。这几乎是八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张老底片的翻版。小姨愤愤不平说:“这个宛儿还不到三十岁,好比一株亭亭玉立的晚香玉。我二姐不老也叫她比老了哩!”
父亲又在急头怪脑地分辩:“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与宛姑娘一起从死神手中‘收复’了一块极其重要的文化‘失地’,知道吗?宛姑娘已把《劈破玉》的‘工尺谱’全部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为之断断续续付出八年代价的一项工作,在《劈破玉》进行十多种管弦乐器的合成演奏以后,就可以宣告完成了。这是以两位老人最后的生命为代价的呀!柳二胡琴强撑着老弱残躯,口授了最后一段旋律,就在连天炮火中溘然长逝。宛姑娘的父亲也在病床上苦苦等待女儿的归来,把他记录的‘工尺谱’交给女儿,也撒手人寰,乘鹤归天了。宛姑娘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抓紧译完了曲谱,眼下还在为我张罗《劈破玉》的合成演奏,难道我不可以陪她散散步、谈谈心,对她表示感谢或是用我的肩膀给她提供一点儿短暂的安慰吗?再说,女师就在午朝门外,是紧挨着龙亭公园的,不到龙亭公园散步,难道要我去鼓楼街、相国寺的车马人群中磨擦生电、磨擦生热、磨擦生气去!”
母亲对于小姨所表述的景象与父亲的雄辩,采取了“三不”主义——听而不闻、不屑一顾、不置一词,却暗自接受了豫东鹿邑中学的聘请,趁父亲正在大学校园的书房里忙于他的总也“劈不破的玉”,带上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位照料弟弟的干娘不辞而别,到五百里以外的豫皖边境教高中国文,当“孟老师”去了。我刚刚上了初中,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成了各自学校的寄宿生。
我十一岁了,偶尔在梦中找不到厕所,就会在床上画出篇幅较大的世界地图而引起寄宿生们的惊叹。他们甚至在我的地图上找到了欧罗巴洲和阿非利加洲,如果那一天我仅仅画了一个小小的海南岛就幡然醒悟,他们都会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敦促我务必再接再厉。我就把叠印着各种地图而散发着不良气味的铺盖卷儿背到父亲的书房,赖在那里不走了,后来被校方以“不便说明的原因”特许为走读生。父亲在书房的里间增加了一张小床,在小床的单子下边垫了一块隔水的油布,每夜让闹表把我叫醒一次。
我开始心怀初中生的鬼胎窥视父亲,时常在放学回来时发现宛儿姨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并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果他们正在讨论五线谱上密密麻麻的蝌蚪,宛儿姨也会停下来,递给我一卷“黑虎牌”糖果或是一包五香花生米。如果她不在父亲的书房里,我会用鼻子找到她遗忘在书房里的气味,那是一种淡淡的含有苦艾味的“冷香”。
我也有心怀叵测的时候,试图发现足以使母亲恼火或是引起母亲嫉妒的一些迹象。一天傍晚,当宛儿姨到来的时候,我假装到校园里玩耍的样子,像奸细一样蹑手蹑脚绕到书房外边的窗下。窗下有葡萄架的青藤和蛐蛐儿的歌唱。我趴在青藤下边,咬牙忍受着蚊虫的叮咬,窃听了父亲与宛儿姨的全部谈话。
父亲说:“都准备好了吗?”
“乐手终于凑齐了。”宛儿姨说,“都是女师、艺师和幼师班的女孩子,她们对《劈破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演练一两次,就可以合成了。”
“难为你了!宛儿妹,我盼望着合成演奏的日子,这是我盼望多年的日子,可也是一个使我害怕的日子……”
“为什么?” “我想说……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是怎么了?尽管说就是了!”
“我忽然发现,在我的心里,你和《劈破玉》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我竟分不清我要寻找的是你还是‘玉’。找‘玉’甚至成了找你的理由。所以,我刚才又发现了我的惆怅,因为一旦听了《劈破玉》的演奏,我也就失去了……找不到了与你见面的理由。”
“对于我,难道还需要寻找理由吗?” “我的感觉是寻找,在风雪茫茫的路上。”
“难道还需要特别的理由吗?” “是的,我需要理由,好管住自己的心。”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蚊虫的叮咬几乎使我挺不住了,才听到了父亲的叹息。
“小妹,放弃你的独身主义吧,选择孤独,对你是不公平的,我也会为此感到难过……”
“那么,你想要我嫁给谁?” 我听得出宛儿姨是在赌气。 父亲不语。
宛儿姨哭泣说:“可我,并没有恨你……”
书斋里发生了轻微的骚动,传来椅子在地板上扭动的声音。窗下的蛐蛐儿停止了鸣叫。书斋里的空气好像窒息了。好大一会儿,又传来父亲和宛儿姨急促喘息的声音。
“哦,”父亲说,“我心里发颤。我的手凉了,手凉了!” “你是怎么了……怎么了?”
“不要紧,不要紧的,我心里的警察回来了!”
书房里又归于无言的寂静。寂静中再次传来宛儿姨的啜泣。
我对父亲和宛儿姨产生了说不明白的悲悯。在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父亲说,他要去女师听一听《劈破玉》的合成演奏。我就悚然想起,这可能是父亲和宛儿姨就此告别的日子,也跟着父亲去了。
我们是步行去的,没有坐“洋车”。父亲坐不起“洋车”了。我已经听惯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词语:“通货膨胀”。我随父亲到教授食堂里吃饭时,碰见过一群教授包围着食堂管理员王喜欢,七嘴八舌地抱怨伙食的油水和营养都低于人体需要的最低标准。王喜欢是一位心灵嘴巧、腿脚勤快的“资深工友”,跟着H大学经历了八年的漂泊,才当上了食堂管理员。他面对群情激昂的教授,说起了单口相声:“各位教授,你们就忍着点儿吧,谁叫你们是教授呢?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一大早就得去排队买面,那您就会知道,将将排到柜台跟前儿,‘扑通’一声挂上了涨价的牌子,原本能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一袋二等‘洋面’了!我只好咬了咬牙,这老长老长的队就算我白排了,咱不买他的面还不行嘛!北道门儿还有一家卖面的,我上北道门儿排队去。你猜怎么着?我从路这边还没跑到路那边,那边也挂出了新牌价,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半袋二等‘洋面’了!那位教授说了,你把钱交给我,我眼下就把一袋一等一的‘洋面’给你买回来!你说这话我信,我一百个信!可那是多大的袋子呀?”王喜欢露出心悦诚服的微笑,答道:“牙粉袋儿!”教授们哄堂大笑。王喜欢并未到此为止,“我还要说说猪肉,从前能买一头猪的钱,眼下只能买一个猪头!各位要是怪我不会管伙,我就斗胆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我看全怪各位是教授,如今这世道,教授,教授,能不‘越教越瘦’吗?”教授们再次哄堂大笑,都服服帖帖地享用了王喜欢安排的伙食。
我们去女师的路上,父亲摇着手杖说:“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那么,我们就有啥吃啥吧。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那么,安步当车就是了,于健康有益。”我说:“爸,你的手还凉不凉?”父亲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脚也凉了。你鲁伯伯说我熬夜太多,听了这次演奏,我要歇一歇,调理一下。”
我们进了女师校门,宛儿姨就急急跑过来说:“演奏会临时推迟了,我正要去告诉你哩!”父亲问:“为什么?”宛儿姨说:“美国兵强xx北大女生沈崇的报道,你看到了吗?政府当局竟不闻不问,任凶手逍遥法外,真是太气人、太可恶了!同学们占用了小礼堂,正在举行抗议集会。”父亲说:“好,应该推迟!可我既然来了,还是一起到小礼堂看看吧!”我也随着父亲和宛儿姨进了礼堂。父亲举起手杖,跟着女学生们呼了几个口号:“严惩美国凶手!”“美军滚出中国去!”父亲粗嗄的男声混在女声中显得刺耳,女师的学生都回过头来看他。父亲诚惶诚恐说:“哦,对不起!我的口号喊得不好听,我多年没喊过口号了!”又对宛儿姨说:“你们喊得好,很好!我以后再好好喊吧。”宛儿姨啼笑皆非,说:“你喊得很好呀!”
我和父亲回来时,父亲问我:“你喊口号了吗?”我说喊了。父亲说:“很好,以后你要多替爸爸喊一喊,这也是作儿子的责任,爸爸的嗓子不行了。”
父亲已经写好了《鼓子曲言》,共约十五万言,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原要在听了《劈破玉》的合成演奏、获得完整的听觉印象后,再把他对《劈破玉》的总体评价加进去。宛儿姨却说:“抓紧寄走吧,弹琵琶、吹长箫的学生都已经毕业离校,去外地找职业了,现在人心惶惶,一时找不到新的演奏者。我会抓紧的。”父亲寄出了书稿,对宛儿姨说:“宛妹,是命运继续给我‘理由’啊!”宛儿姨的眼圈又红了。
数月后的一天晚上,宛儿姨来到西一斋说:“先生,我明天就要请你听演奏了!”父亲说:“好,好,你辛苦了!”我知道,到了我离开书房、给父亲和宛儿姨提供最后一次“理由”的时候,就提着书包说:“宛儿姨,我去西二斋找同学补习代数。”宛儿姨说:“我是不是妨碍你做作业了?”我说:“不,我还怕以后看不到你呢!”宛儿姨又眼圈一红,神情哀婉地望着我,叹了口气。父亲说:“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按时回来。”我露出好学不厌的样子,说:“不,今天习题多,再给我增加半个小时好吗?”我已经不允许自己再绕到窗下窃听,只是对窗下的蛐蛐儿说:“你不要叫!”
我从同学家中出来时,还不到两个半小时,又坐在七号楼的台阶上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望见父亲送宛儿姨出了西一斋。我缩身在柏树墙下,望见宛儿姨弱不可支地依在父亲的肩上,静静地从我身边走过。宛儿姨留在书斋里的气味像薄荷一样又凉又香,一绺一绺地在空中飘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次日,我正要随父亲去听演奏,一群大学生拖着一张足有两丈多长的长条标语跑进来,说:“张先生,我们要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这是要贴在省政府门口的大标语,请先生签名支持!”父亲说:“好,好呀!这三样东西都是应该反对的呀!”一个同学递过来一支大号毛笔,还端着一碟墨汁。父亲恭而敬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审视再三,说:“有一点没有点好,墨酽了。权且拿去,滥竽充数吧!”学生们说:“这样就好!”又拖着长条跑了。
父亲看了看怀表,说:“快些走,不能让人家等咱!”
刚刚走出西一斋,就望见七号楼门前人头攒动,天降冰雹似地传来一片“乒乒乓乓”的声音。一群女学生跑过来说:“张先生,您有碗、筷吗?借给我们用用好吗?”父亲问:“是吃饭用的碗、筷吗?”女学生说:“是呀是呀,我们反饥饿,一路上要敲打碗、筷的呀,我们忘带了!”父亲急转身,开了房门,才忽地想起来,“糟糕!碗、筷在食堂里放着。”却又同时产生了灵感,掂起搪瓷洗脸盆,用毛笔杆敲出“当”的一声脆响,欣喜异常说:“此物甚好,你们敲盆好了!”女学生接过了脸盆欲去,父亲看见许多女学生还空着手,又说:“且慢!”掂起一个茶杯,敲了一下,说:“啊呀,音色极佳!你们把茶杯、漱口杯全都拿去好了,只是小了点儿,这表明,同学们的要求实在是很小很低的呀!”女生们几乎是席卷了书房里如上所述之器皿,敲打着,欢呼而去。
父亲又看看怀表说:“一溜小跑吧!”
我们被游行队伍挤在路边的人墙里左冲右突,好不容易在东司门与游行队伍分离,来到了书店街北口,却看到中山路那边的新街口上,齐刷刷站着一排持枪军警。女师与省政府都在中山路西沿,警备司令部为了防止游行队伍通过中山路,发布了禁止通行令。父亲又望着怀表说:“绕路走吧,大家等急了!”
父亲又领着我穿过书店街,准备绕道行宫角,再到女师。谁知到了相国寺后街,又正好碰上游行队伍。我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下边,有人举着一个墨黑的大灯笼。父亲说:“这是说,漫漫长夜里,灯笼都黑了,没有光明了!”灯笼旁,有人用竹竿挑着整架的骷髅,是从医学院实验室里取出来的,赤裸的白骨,龇着白厉厉的牙齿。父亲又说:“这是说,遍地饿殍,民不聊生啊!”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行人都驻足鼓掌,有些店伙计也跳起来,与学生一起呼口号。到了行宫角东边,游行队伍把一辆小汽车包围起来,小汽车动弹不得。学生们用红土水和石灰水在小汽车上写满了口号,小汽车立即变成了一只花爬虫。一个学生爬到车顶上发表演说。父亲立棱着脚尖看了看小汽车,又说:“坐小车的此公,是接收大员张厅长啊!他大大地发了一笔国难财,今天陷入民众包围了!”父亲又突然问我:“你说,二十多年前,爸爸我在哪里?”看我茫然不知所问,父亲指着站在小汽车上发表讲演的学生说:“我就站在他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我的血滚烫滚烫的。现在,靠他们了!”
我们随着游行队伍到了行宫角,忽然发现,宛儿姨正在路对面人群里向前挤着,却被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军警挡住了。她从军警头顶向这边传话:“你们不要挤了,又改日举行了!”我认定,这是命运不让父亲和宛儿姨失去他们的“理由”。
当晚,军警在H大学门前架起了数挺机关枪,封堵了校门。机枪手匍匐在地上作准备射击状。军警由“青年军”入校的“职业学生”带领着,闯进学生住宿的东斋,抓走了七十多名学生。警车发出凄厉的嚎叫,深夜不息。
那几天,父亲愤愤不平地在书斋里踱步,后来,就与别的教授们一起出面,分别保出了被捕的学生。父亲保出的两个学生出狱后,来到西一斋向父亲表示感谢,接着就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父亲在西一斋门前散步时碰到一个身穿“青年军”军服的学生,他趋前问父亲:“张先生,你知道你保释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吗?”父亲反问说:“他们能到哪里去呢?”“青年军”说:“去黄河北投八路了,张先生是有责任的呀!”父亲说:“他们到哪里去,是他们的自由,我保释出狱的只是我的学生。”“青年军”说:“哦,请原谅,我只是给先生说一声,请你不要管别的事情,只管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父亲说:“好呀,眼下就请你一起散步,谈谈你的功课吧!”“青年军”说:“谢谢先生,下次再向先生请教!”
那天晚上,军警又抓走了几个学生。
次日,宛儿姨又是那样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三下,又是那样没有声息地走进了书斋,又是那样轻轻喘息着望着父亲。父亲默默地望着宛儿姨,凄然说:“顺乎自然吧,现在的世道顾不上‘玉’了。请你把曲谱保存好,我们以后用得上的。宛妹,你要珍重自己!”宛儿姨含泪说:“你也要珍重自己呢!”
母亲从鹿邑回来了。鹿邑的学生也在游行,军警也在抓人。豫东的枪炮声像是夏天的雷阵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里轰隆、噼里啪啦地从头上落下来。母亲一旦去到学生中间,就会表现出姥爷家族的“遗传基因”,总有一批“激进派”的学生围绕着她,在她的住处聚会。母亲被学校解聘了,却有一群学生护送她回到了开封。
母亲回来时已经恢复了“孟老师”的样子。十年前,在老姥爷的庄园里管理过客房院的堂舅也悄然出现在开封。母亲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屈就H大学图书管理员之职,这就使她有可能把图书馆的钥匙随时交给堂舅,图书馆就成了堂舅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会的地方。这一切,好像都瞒着父亲。父亲却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怎么了?图书馆到了后半夜还亮着灯,不觉得刺眼吗?如此刻苦读书,何不到我的书斋里来呢?”母亲高兴地说:“好呀,他们正等你说这句话哩!”
我却在想念宛儿姨。母亲回到省城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宛儿姨。

“饥饿体验”大概到了可以结束的时候,因为父亲和宛儿姨已经开始了与烧饼无关的艺术探讨。宛儿姨说,她刚刚回到南阳找到柳二胡琴,南阳外围战就打响了。她跟她的父亲和柳二胡琴一起逃到内乡县乡下,一边躲避战火,一边听琴记谱。柳二胡琴已年过八旬,不识乐谱,全凭记忆,每次授曲记谱前都要说:“叫我吸一口,只吸一口!”他只要吸了大烟,不管炮声震耳,房屋动摇,仍能调筝抚弦,情痴心醉,如入桃源仙境,一次能坚持半晌,就这样记下了《劈破玉》的古筝曲谱。柳二胡琴对此事十分认真,还要把《劈破玉》合成演奏中其它乐器的曲谱一一摹拟口授出来,但他体弱声细,更需要吸大烟提劲。那边又打起了拉锯战,整日炮火连天,找不到大烟吸了。柳二胡琴哭泣说:“我一辈子也没有摸过大烟灯,眼下是要用大烟把我剩下的寿命提到这两个月里烧干用尽,才能把《劈破玉》留给知音啊!”宛儿姨的老父要宛儿携《劈破玉》古筝曲谱逃离战火,留下自己照料柳二胡琴,相机记录其它乐器的余稿。但他只会用“工尺谱”记录,日后还要由宛儿姨再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听见了父亲与宛儿姨热烈而温柔的交谈:
“那是我国最早的交响乐吗?” “是的,它已经具有交响乐的要素。”
“天哪,我们是多么幸运!”
接着,又是与宛儿姨的离别。那天下着小雨。宛儿姨撑着一把花伞,带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和一个装在琴套里的琵琶,与我们一起在宝鸡上了火车,转眼就到了卧龙寺车站。我和弟弟跟父亲下了火车,宛儿姨却要到岐山才能下车,岐山是K女师确定的集结地。父亲呆立在站台上,任凭小雨在脸上飘洒,与车窗里的宛儿姨相对无语。列车很快就重新开动了。宛儿姨的眼圈又水汪汪地红了。一条洁白的手绢从车窗里伸出来,在宛儿姨的脸颊上随风飘舞,渐去渐远。
我们回到了宋家庄,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吵架。宛儿姨出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要吵架。母亲说,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说当天就要带孩子回来吗,怎么一去三天无消息?父亲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在卧龙寺车站碰到那个小孩子给我捎信,才知道宛姑娘来了。我到了宝鸡,才知道宛姑娘从战火中带来了《劈破玉》,怎能事先告诉你呢?我需要听她解说、还要听她弹琵琶向我演示曲谱,没有三天的时间是办不了这些事情的。母亲说,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偏要背着我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把她领到我们家里来,也作为我的客人?父亲说,难道我们这里还像个家吗?你有地方安排她吗?有足够的小米粥让她喝吗?再说,她们女师是不是到岐山落脚,当时还没有定下来,她能离得开吗?母亲说,那么我问你,你们下馆子没有?父亲说,不过是吃了两个烧饼、四两牛肉、两碗肉丝面罢了。母亲说,什么?罢了,罢了?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在难童院里受苦……你们竟然吃着肉丝面谈笑风生!父亲恼怒说,这是哪个混账的消息灵通人士向你透露的花边新闻?可是,你知道你知道吗?母亲说,你要我知道什么?父亲说,是宛姑娘付的饭钱,我是个“吃白食儿”的!弟怯生生地插话,我跟二哥也吃过宛儿姨的牛肉夹烧饼。我修改病句说,是烧饼夹牛肉。母亲的表情又松动下来,说,好了,你们爷儿三个真够体面的了,一群“吃白食儿”的!
父亲和母亲的冲突也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急。一转脸的工夫,父亲又露出十分欢欣、十二分亢奋的样子,打开一个牛皮纸袋,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母亲发表演说:“你知道吗?它要由十多种管弦乐器配合演奏,且已脱离曲词而成为独立存在的管弦乐曲了,如果还不能说它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交响乐的话,那么,起码可以说,它已经具备了交响乐的一切要素,比西方交响乐的诞生还要早二百多年呢!”父亲碰翻了一个板凳,板凳砸在一个破瓦罐上,瓦罐发出破碎的轰鸣,而演说照旧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交响乐来自宫廷,原来只是为皇帝演奏,而我们的《劈破玉》来自民间,却又不是小家碧玉,它凝聚了民间音乐家四百多年的心血,且未被宫廷乐官掠为己有,难道不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吗?哦,对了!”父亲戛然而止,忽地向门外走着说,“我该去石羊庙领薪水了!”
那又是一段宁静的日子。H大学开课了。一位迈着将军步伐的中年司号员握着闪光的铜号,按时登上石羊庙的钟楼,号声悠扬苍凉、一日数起,向住在十多个村庄里的知识阶层发布起床、上课、下课、熄灯的号令。我也随着号声,在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板凳和一块桐木板——那是我放在膝盖上的课桌,走进土窑洞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业。父亲不听熄灯号的指挥,他在写一本旨在对鼓子曲的历史源流和艺术价值进行探讨和评价的《鼓子曲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八百里秦川如一个丰腴的静卧梦中的女人,所有的村庄都在她的怀抱中熟睡。当父亲熬到第三两灯油的时候,石羊庙的钟楼上忽然传来昂扬、跳荡的军号声,如同跳荡不已的电光石火在夜幕上忽隐忽现。黑夜里有人疯了似地吆喝:“鬼子投降了,鬼子完蛋了!”父亲掷笔,跳起来喊叫:“天亮了,天亮了!”每个村庄都在刹那间沸腾起来。父亲急头怪脑地环顾草屋,不知要寻找什么东西,忽地抄起一根小擀杖,敲打着一个铜盆,奔出了村巷。当我赤脚跑出去的时候,教授和农民、陕西人和河南人都在村头打麦场上欢呼跳跃。四周炸响了鞭炮,迸飞着火星。一列火车拉响一拉溜儿的长笛,如扯起一条迎风飘扬的彩带,从村头“洋桥”上奔腾而去。
天亮时,我看见父亲的稿纸还铺在桌子上,上写:“第十一章〓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与鼓子曲”。通宵未眠的父亲对母亲说:“我还有一块小小的‘失地’没有收复,《劈破玉》的尾巴还丢在南阳呢!”

H大学师生如伏牛山上的落叶纷纷飘坠在丹江岸边。
那里有一个鸡鸣豫、鄂、陕三省的古镇荆紫关,南临江水,北依青山,帆樯如林,商旅如织。商铺沿江而立,逶迤约三四华里。我们从山上望下去,母亲说它是玉石与江水打磨出来的玉簪,父亲说它是被打惯了算盘的手指拨弄出毛病来的古筝,我说它是一条红烧或是醋溜出来的大鱼,哥哥是个结巴嗑子却一鸣惊人,说是是是我想想想象中的劈劈劈劈破破破
的玉。母亲受到父亲的奚落,父亲受到母亲的挑剔,我受到全家人协调一致的嘲笑,哥哥受到了父母亲分寸适当的赞许同时也引起了父亲的忧虑。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住宿困难,幸好父亲结识了一位来这里传教多年的英国牧士。他的脑袋如同一个红亮的蛋壳,雪白的头发全部长在脸上,他还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水晶般湛蓝的眼珠,还有他的“万能牙齿”。他声称他的牙齿咬得住自己的鼻子,它果然咬住了,那是一副可以摘下来、再装上去的假牙。他叫安格尔,人们都叫他安牧士。父亲用磕磕巴巴的英语与他进行了亲切的对话,安牧士就用怪腔怪调的中国话请我们与他为邻,住进了福音堂里一座具有中国大屋檐、西式百叶窗的瓦屋。墙上挂着一个半裸的外国男人吊在十字架上受刑的青铜塑像。
刚在福音堂里住下,父亲就向一个曾在洛阳保安处供职的学生发信,打听保安处长与柳二胡琴的下落。学生回信说,保安处已经溃散,处长作了寓公。柳二胡琴年迈多病,从洛阳战火中侥幸逃生,落脚于南阳地区,确切地址不详。回信还说,柳二胡琴为报处长知遇之恩,欲将《劈破玉》传给处长的三姨太,数次抚筝而怦然弦断,三姨太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不敢再领教此曲。柳二胡琴暗对曲友说:“师傅在天上怪罪我了!处长本是狎妓的武夫,三姨太原是青楼歌妓,此曲是沾不得秽气的呀!”
父亲说:“好,趁学校没有开课,我去南阳找柳二胡琴。” 母亲说:“不宜去!”
父亲说:“有了主耶稣的保佑,你还不放心吗!”
母亲说:“南阳属下有八个县,耶稣保佑你去哪里找到柳二胡琴?荆紫关也在南阳专署治下,说不定他就隐居在荆紫关呢!何不在南阳报纸上登一则启事,公布你已搜集到手的曲目,声明愿与同好者互通有无,附言寻找柳二胡琴与《劈破玉》。好比撒出去一张大网,说不定会找到那块‘玉’,还会捞上来更多的曲牌呢!”
父亲大喜说:“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后来,邮差源源不断地送来了大包小包。父亲说:“啊呀,我几乎可以汇集一部鼓子曲大全了!”却又不时感叹:“《劈破玉》,你在哪里?”
我在关心《劈破玉》以外的事情。我十岁了,该上五年级了。H大学没有能力再办附属小学。我与H大学的教工子弟都去到供奉着河神的“平浪宫”,上了当地的小学。
上音乐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第一次上课点名,点到了我的名字就顿住了,惊异地望着我说:“张斑斑,你是张斑斑?”我也惊诧地叫她:“小李姨,你是小李姨?”是的,她是张集幼稚园那个让我吃了不少茶叶蛋的小李姨。
“你长大了!”她说。 “你也长大了!”我说。 同学们嘻嘻哈哈笑起来。
小李姨说:“六年了,六年了!”
那一堂音乐课上,小李姨有些心神不定。我暗暗打量她的面容、她的身姿、她的表情而忘了她教唱的什么歌。小李姨真的不小了,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变成了浓密的剪发,眼睛依旧清澈明亮而眸子更加幽黑。幽黑的眸子使她露出有了心事的样子。她的笑也不再无畏地炫耀洁白晶亮的牙齿,只是轻抿一下嘴唇,露出一双浅浅的酒窝。我在心中用加法计算,六年以后的她也只有二十四岁。
我想起了小李姨的男朋友——我给他送去很多只“小燕子”、他也给我刻了一个“橡皮图章”的何杰。我在潭头看见过何杰,他又成了父亲的学生,是H大学国文系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潭头的小戏楼后边,在寨墙上伸出来的歪脖柳树的浓阴下,我看见他跟教育系的“系花”拥抱亲吻,那是一个使知了不再鸣叫、太阳急速下沉的长吻,不是张集小树林里的“点发的快枪”。我懂事了,开始学会为小李姨难过,看到茶叶蛋的时候也会引起我早熟的感伤。
父亲说,小李姨曾经带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嫁妆,去潭头找到了何杰。何杰却带着教育系的“系花”,请她在“小小饭庄”吃饭。小李姨放下筷子,哭着离开了潭头。父亲来到平浪宫看望小李姨的时候,避开了与何杰有关的话题,只是表示惊讶说:“小李老师,你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小李姨说:“这里离内乡张集只有百十里路,还在家门口哩。倒是你们转了一个大圈儿,又转回来了。可我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也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以为你还在北平,怕你回不来了,还在挂念你哩!”
我一时不能确定小李姨说的“她”是谁。 父亲却露出伤感的样子不再说话。
小李姨怪罪说:“怎么,你把她忘了吗?我是说我宛儿姐呀,她还在她的母校K女师教音乐,K女师还在内乡夏馆,离这里很近的呀!”
父亲说:“宛姑娘不是去了老河口吗?”
小李姨说:“她跟那个稽查科长早分手了。宛儿姐其实是很勇敢的,她跟他实在过不下去,就毅然决然跑回来,在报上发表了一个离婚声明,就拉倒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一咬牙,就变得简单了不是?”
父亲避开小李姨的目光,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李姨又说,“我跟宛儿商量好了,我们俩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父亲问:“为什么?”
小李姨瞥了父亲一眼,“女人的心有多重,你们男人是掂量不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未满十岁的男人当然也是掂量不出来的,但我十分想念宛儿姨。她颤颤的手指,她哀婉的表情,她脸颊一红陡然发窘的样子,她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浪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募捐袋,我和你妈妈给它垫了垫底。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吃肉的了,只能吃豆芽,懂吗?你和哥哥、姐姐要轮流值日,帮助妈妈给豆芽择尾巴。”
我十分讨厌择豆芽,而我们的募捐十分成功。
小李姨瞄准了这个商埠上每一家稍大一些的店铺。一大早,当店铺里的算盘都被账仙儿举在手中摇着,让算盘珠儿发出炸豆般的声响以祈求赵公元帅多多保佑的时候,红缎子被面就卷着江上的风如猎猎作响的火焰沿街烧过去,我们的两列纵队会随时变成横队迅速包抄,依次堵住每一家店铺的门脸,然后开始演说、唱歌、高呼口号,好像日本鬼子就窝藏在这家店铺里。我比较荣幸地突前站在小李姨身边,拎着邮袋唱歌。我把邮袋口撑得很大,让它几乎可以钻进去一头牛,而钻进去的常常只是一些面额很小的毛票和铜板。对于每一笔捐款,无论数量多少,小李姨都要当众查点,高声报数,请店家把捐款数目写在我们的募捐簿上。
在一家名声很大的粮坊门前,我们唱完了三支歌,才有一个傲慢的铜板飞出来,“当”地落在地上。小李姨拾起铜板,如拾起一个金元宝似地高高举起,唱歌儿般地向人群宣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赵大掌柜为抗日将士捐献铜板一个!”人群里一片哗笑。赵大掌柜的脸上就露出猪肝的颜色,说:“别急,别急嘛,怪我拿错了!”又发狠地拿出一块银洋,捏在手指间,映着太阳摇晃,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银元的光泽,再向银元吹一口气,让它发出蚊子振翅的声音,接着就有一道热乎乎的亮光画了一道弧线,倏地钻进了我的邮袋。小李姨又扬嗓高唱:“赵大掌柜爱国心切,再次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再捐‘袁大头’一枚!”人群里就拍起了巴掌。
小李姨神情端庄,目光闪闪发亮,报数的声音如百灵鸟儿凌空歌唱。各个商家听了,竞相攀比捐款的数额。我和小伙伴们都为商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开口唱歌又首先感动了自己,泪水就从一张张小脸上落下来。人群中也有眼泪落下来。小李姨报数的嗓音越发清脆感人。我也越发感觉到了邮袋的重量。邮袋搭在我的肩头,会使人想起一个大褡裢搭压在一头小毛驴背上的样子,两端都几乎拖在地上。为了不让它沾染灰尘,我踮着脚尖走路,骄傲地挺起了胸脯。赵大掌柜却在身后喊叫:“都说咱荆紫关的女子能撂倒三个省的男人,这女子领着一群娃子,倒是把咱荆紫关的男人当猴耍了!”有人接腔说:“别吃后悔药了,反正,不是往女人那个窟窿里入钱!”
红缎子被面忽啦啦地爬上古镇北边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个大户人家给老太爷过六十大寿。我们挤进门楼,就被喜棚堵住了。一个女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敲着八角鼓唱大调曲子,加上为她伴奏的三弦、古筝、檀板,完全占领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方。女艺人对面的堂屋里,坐着一个身穿黑缎子马甲、蓄着八字胡的老人。两边的喜棚里坐满了贺寿的宾客,都摇头晃脑地欣赏女艺人的表演。我看见过这个女艺人,镇上人都叫她“浪三省”,也有人叫她“花野鸡”。她去福音堂做过礼拜,却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她就蜷缩在教堂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孤独地占领了一条长凳,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女人。她的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骚。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浪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我有点儿哲学意味地发现,她唱的与我们唱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里的精神产品。喜棚里的喜庆气氛与我们沉浸其中的“抗日情感”也相去甚远。但她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她和贺寿的客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我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恼,却忽地看到父亲也挤坐在喜棚的一角,把数年前他与宛儿姨共同使用过的大书夹子放在膝上,捏着一支钢笔,一边两眼发直地听,一边满头冒汗地记。
我为父亲在如此浮华的场所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偷偷摸摸地记录浪三省的曲文感到羞耻,为了制止浪三省的演唱,也是为了打断父亲的记录,我暗自约好小伙伴,倏地跳到浪三省面前,忽啦一下,扯开了我们的锦绣红旗。喜棚里惊炸了。浪三省躲在乐师背后,抚着胸口喊叫:“哎呀,我的老寿星呀,这是哪儿来的刀客?”老寿星望着大红被面说:“哦,募捐队,是巧要饭儿的吧?”父亲站起来说:“高老先生,他们是本镇小学的学生,有几个是H大学的教工子弟,错不了的。那一位是小李老师,他们也排练了很好的节目呢!”高老先生说:“恕老朽看花眼了,小李老师请坐!”小李姨说:“对不起,学生年纪小,冲了这位大姐的场子,就让孩子们替她唱几支歌儿,给老寿星拜寿!”
我记得,我们刚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客人中竟有一个大汉子号啕大哭起来。高老先生说:“李副官,我知道你是想家了,你不要难过,今天咱要善待这群娃儿们,好好表表心意就是了!”我们受到哭声的感染,唱得更加动情。唱《四季歌》时,一个拉弦儿的也跟着歌声调好了弦,给我们当了伴奏。我们最后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客人中有人应和,父亲也站在远处挥着手臂为我们打拍子。
歌声刚落地,仆人就托着一个垫了红布的盘子跑过来,拖着长腔宣布:“高老太爷问女先生跟学生娃儿们辛苦,为打鬼子捐献现大洋十元!”小李姨喜得眼睛一亮,躬身说:“多谢高老先生!”我也喜得心里一颤,把邮袋口撑得大大的,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元丁零当啷地钻进了邮袋。
浪三省也举着小筐,在喜棚里钻来钻去,不停嘴地说:“爷呀,赏个脸!”客人纷纷向小筐里扔着零钱。仆人高声说:“喂!你咋又凑起热闹了,你是忙的哪一壶?”浪三省一脸委屈说:“学生娃们脸皮儿薄,不会收钱,我是替娃们收钱哩!”她说着,泪水就溢出了眼眶,继续端着小筐收钱,说:“谢谢,我替娃儿们谢谢!”她端着冒尖一小筐钱跑过来,对小李姨说:“快收着,刚才怪我看花眼了。我也是逃出来的难民,俺有个兄弟还在前线打鬼子哩!”她把筐里的钱倒进邮袋,拉着我的手说:“你别慌,小兄弟!”又从鼓架上掂起一个肮脏的小布袋,倒掂着布袋一抖擞,把皱里巴叽的小票子和脏里巴叽的碎铜板一古脑儿倒在邮袋里,说:“赏给我个脸,叫我也爱国一回!”
小李姨领着我们依次向高老先生、向全体贵客、向浪三省鞠躬道谢。向浪三省鞠躬的时候,她受惊地打了个愣怔,蹲在地上大哭,说:“受不起,我这种人实在受不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可我的鼻子发酸,心里和邮袋一样沉重。
我们离去时,又听见女艺人哭着说:“爷呀,我的曲儿唱不出口了!我心里堵得慌,叫我缓口气儿……”
小李姨把我们募到的款项张榜公布,贴在平浪宫的门脸上,引来众人的围观。有人问,榜上这个王翠香是谁呀,我咋没听说过镇上有这么一个人?有人嗤笑着回答,就是那只花野鸡、浪三省嘛,她这钱正好臊臊小鬼子!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容忍对浪三省的侮辱,就躲在一块大石碑后边,用弹弓瞄准口吐秽言者的臀部,发射了一颗愤怒的弹丸。这个弹丸只是瞄准“花野鸡”这个秽词发射的,当时,我还弄不明白“浪三省”是什么意思,因此,至今还欠着他一颗弹丸。
小李姨委托南阳的报馆把捐款转交给抗日将士。报纸为此发表了一篇《古镇小儿郎,募捐打东洋》的报道。小李姨用红笔把报道圈起来,贴在平浪宫的门脸上,又引来众多的读者驻足观看。父亲也把眼镜凑上去看报,却发现同一张报纸的“大众信箱”栏目还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对南阳地区一些地方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弦歌声不绝于耳”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也有涉及家父的一段话:“呜呼!犹有学者名流发表启事征集淫曲秽词者,如不幡然省悟,不惟国将不国,吾等亦将死无葬身之地矣!”信尾,又以杜牧诗《泊秦淮》相赠:“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父亲看了报纸,大为恐慌地就地踅了几个圆圈,急急走进平浪宫,向小李姨郑重说明,他之所以出现在高老先生的堂会上,仅仅是为了记录王翠香女士演唱的《陈妙嫦》中《月下来迟》一折。试想,如果你曾多方寻求此曲而未果,终于在荆紫关的茶馆里与此曲邂逅相遇,也一定会跟踪到高老先生的堂会上以完成记录的。这样的天赐良机,怎能再让它失之交臂呢?你说对吗?但它绝对不是什么什么“淫曲秽词”,其真挚的情致、活泼的语言是无数民间艺术天才所创造,是文人闭门造车万万造不出来的呀!而且,他之所以征集鼓子曲稿,正是为了在民族存亡系于战火的危急关头,要抓紧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啊!万望不至于引起小李老师的误会。等等等等。
小李姨贴报纸时并没有注意“大众信箱”,愕然不知父亲之所云,好不容易弄清了原委,跌脚笑道:“看把你急的!怪不得宛儿姐说你有时像个大孩子呢!我压根儿没看见那篇文章,贴报纸不是冲着你去的,我把报纸扯下来就是了!”父亲急忙拦住说:“哎呀,万万不可!那是正义之呐喊呀,对于‘弦歌声不绝于耳’的批评,可以说是入骨三分,我也深有同感的呀!再说,你领着‘古镇小儿郎,募捐打东洋’的义举,是应该公诸报端,昭示世人的。怎能把它扯下来!”小李姨说:“那么,先生记下来的《月下来迟》,能叫我欣赏一下吗?”父亲连连摇头说:“不,不,等打败了鬼子,再送你过目吧。”
半个世纪以后,我在父亲的记录稿中找到了这段曲词,摘句如下:妙嫦说:天色晚了安歇吧,二人双双入红绫。
红绫被上风浪起,忽听得金鸡哽哽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哽哽叫个不停。
妙嫦闻听心上恼,她只把苍天埋怨几声:“闰年闰月朝朝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闰五更?”
我虽然不敢担保此曲为不朽的传世佳作,但也似乎不能认定是“淫曲秽词”。父亲对女艺人追踪数日而终获此曲后,却还收到过一封简明扼要的匿名信:“浪三省不是好鸟,劝先生保重身体!”父亲抖着信纸,向他的好友、留德医学博士鲁教授郑重质询:“请问,他要我保重身体是什么意思?”鲁教授说:“大概是请你提防梅毒一类的性病吧!”父亲陡地跳起来,“什么?王女士唱的陈妙嫦也染上梅毒了?”鲁教授笑得前仰后合,说:“有人开开你的玩笑罢了,看把你急的!”
不管是不是沾染了梅毒细菌,我已经把邮袋还给了父亲。父亲又把曲稿连同刚刚到手的《月下来迟》装进了邮袋。不知是不是出于卫生方面的疑虑,父亲好久没有打开过邮袋。H大学也大伤了元气,没有再开课。父亲似乎对《劈破玉》再也不敢问津,又无别的事情可做,便在福音堂的葡萄架下,以英文版《圣经》为研究对象,就教于大不列颠的安格尔牧士,并用毛笔书写英文《马可福音》以修炼“柳体”英文书法,终成正果。安格尔称赞他是举世罕见的英文书法家。父亲志得意满,毛笔一挥,为安格尔书写了一幅“柳体”英文“横幅”:
“Thetrue,thegoodandthebeautiful” 笔酣墨饱,曲里拐弯儿,果然是笔舞龙蛇。
安格尔请当地中国木刻门神版画专家精心装裱了“横幅”,悬挂于西式客厅,仰视而赞叹说:“主啊,多么奇妙的文化!”
我在庆幸,父亲好像摆脱了《劈破玉》的幽灵。
安宁的日子却没有持续多久,小李姨又要我充当信使,正要把信交给我,却又把手缩回去,说:“不行,让你爸亲自来取。”父亲应命而来。小李姨说:“张先生不必不安了,你还有一个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哩!”她把信交给父亲说:“宛儿看到过你的‘启事’,她要我把这封信交给先生。”父亲急急取出信笺,背过身子看了,狂喜说:“啊,她通过她的父亲找到柳二胡琴了,《劈破玉》果然在柳二胡琴手中,且已许诺以此曲相赠,她就要去南阳记谱了呀!”父亲向小李姨连连躬身说:“谢谢,太谢谢了!”小李姨说:“你这是谢谁呀?快去找你的‘玉’吧!”
神秘的宛儿姨伴着神秘的“玉”再次向父亲走来。父亲好像有点儿提心吊胆,他把宛儿的信交给母亲过目,母亲推开说:“找到‘玉’就好,我不看了。”父亲给宛儿写了回信,又交给母亲过目,母亲又说:“我不看了,不要忘了替我问好就是了。”父亲寄出回信,又心神不定地研究宛儿的来信,说:“可惜呀!还有《双玉》、《听琴》两个曲牌已经毁于战火,从此失传了。它们在我心中引起的痛苦不亚于被鬼子掠去一块土地呀!《劈破玉》决不可再丢掉了!”又向母亲试探说:“只是……只是记谱工作大不易,要反复演奏,反复记录,再按照记录反复试奏、反复校正,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呀!”母亲说:“不要嗦了!拿上你避邪的手杖、吓狼的雨伞,抓紧上路就是了。不过,还要提防着天上的炸弹!”
母亲不幸而言中。父亲登程第二天,安格尔就用“四声”错位的中国话告诉母亲:“张太太,你不要‘进账’,一定不要‘进账’才‘号’!今天早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听到……哦,你‘进账’了吗?这是一个不‘号’的‘笑戏’,日军进犯‘难样’,先头部队已经交火,作战十分惨烈。你一定不要‘进账’才‘号’!你学会‘气到’了吗?哦,让我们‘气到’吧,保佑张先生‘乒暗’!”
母亲不会祈祷,只会在胸前乱七八糟地比比画画。我知道母亲是想画出一个比较标准的十字,却画成了一个不合标准的圆圈。我和哥哥、姐姐陷入突来的恐怖,也都乱七八糟地跟着在胸前画圆圈。在十字架上吊着耶稣的那一个塑像前,安格尔声若洪钟地开始了我听不明白的祈祷:“路平安当颂主名,路黑暗有主同行,路危险主必保护,安稳在主怀中。阿门!”
我确曾看见十字架上有灵光一闪。接着,我就看见一拨一拨的逃亡者,如热锅上的蚂蚁从东河滩上急急惶惶地爬过来。经历了潭头劫难的H大学师生也急急惶惶地加入热锅蚂蚁的行列,逃亡陕西去了。
只剩下母亲和她的五个子女守候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等待下落不明的父亲。那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的寡妇大妈来到母亲身边,随着挂钟的“滴笃”声,反复低吟着同一首赞美诗:“我的心啊,平稳安静,专心等候基督。我的心啊,平稳安静,如卧慈母怀中……”
我终于看见,父亲撩起长衫下摆,手杖一摇一晃地向“慈母怀中”走来。
父亲的手杖总是这时在我的记忆中凸现出来。还是那一根对狼没有产生威慑作用的手杖。父亲在夸耀手杖上那一个天然弯曲的把手。在南阳城外卧龙岗上激战正酣的时刻,父亲就是利用这个弯曲的把手勾起了一篮热腾腾的大包子,又把手杖扛在肩上,加入了南阳民众支援前线的行列。那是父亲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篮肉包子热腾腾、香喷喷地在他的背上打着滴溜,随队到了武侯祠内,诸葛亮和众百姓同时发现慰劳队里多了一个人,就把这个可疑分子交给了带领慰劳队的李县长。千幸万幸,李县长是父亲旧时相识,“怎么?你怎么跑到这里送起包子来了?”父亲说:“包子叫我碰上了,我不把它送来,它就放凉了,前方将士吃了,会闹肚子的呀!”有一颗炮弹在不远的地方落地开花。李县长缩了一下脖子,说:“好了,你不要在这里碍手碍脚了!”父亲说:“我要进城找人,守城门的士兵不放我进去,请你带我进城如何?”李县长说:“人家都往城外跑,你咋偏要往城里钻?一切非军事人员都疏散到城外了,你进去还能找谁?”又有一梭子机枪子弹扫在墙头上,李县长急急推着他说:“你赶紧走吧,我顾不上你了!”
父亲转身西行,又跑到女子师范所在地——内乡夏馆找宛儿,校舍里空无一人。农民说,去陕西找吧,她们早跑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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