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不破的玉,享受饥饿

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
我很快便发现,杨锁就是在管理尿桶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他没把每个夜晚都会装得溜溜满的四桶尿倒进收容院的粪坑,而是暗自交给一个与收容院为邻的农民,农民就会塞给他一块轧过油的豆饼甚至是比豆饼高一个等级的花生饼或芝麻饼。晚上睡觉时,我可以看见他用线毯蒙着头,线毯下边发出像老鼠咯咯吱吱磨砺牙齿的声音。黑暗中有沉重的香气弥漫开来。但我心中惭愧,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与他有福同享地磨砺牙齿。他把一块芝麻饼从线毯下边塞过来时,我也宁愿沉浸在“饥饿体验”里,裹紧了我的线毯。
我的神经再也经不起磨砺的时候,宛儿姨天使般地出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宝鸡的天空像是水洗过一样湛蓝而明净。管理员把我领到大门外边,我就看见一个面容消瘦、身材高挑的女子向我睁大了杏形的眼睛。我叫了一声“宛儿姨!”就向她跑过去抱住了她。她哭了。她蹲下来抱住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她身上找到母亲的感觉,好像她是我另一位年轻的母亲。“我差点儿认不出你了!”她流着泪,在我耳边说,“你爸爸怎把你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哦,对不起!”她向管理员表示歉意。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所以不让你走进这个鬼地方,仅仅因为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怕这个鬼地方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宛儿姨说:“我知道的,知道的,让他在这里吃一点儿东西好吗?”管理员说:“你甚至可以把他领到饭馆里,或是领着他远走高飞,没有关系的!”宛儿姨说:“真的吗?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要谢谢你了!”管理员离去后,宛儿姨急切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说:“在宋家庄,离这里很近。”宛儿姨问:“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说:“愿意,可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这里。”宛儿姨说:“是七年前那个刚出生的小娃娃吗?快去叫他来呀,我们下馆子去!”
我出来时还带上了杨锁。宛儿姨问,这位小朋友是谁呀?我说他是我的锁哥,接着就借用管理员的话说,我不管到哪里吃东西,他都会受到“刺激”。宛儿姨笑起来说,走啊,也带上你的锁哥吃东西!她把“吃东西”三个字拉得很长,每个字的后边都有一个停顿,如同一个悠长而快乐的叹息。
那一天,我们吃得奋不顾身、所向披靡。我还记得那天吃的内容以及吃的形式上的一切细节。不是我心向往之的煎饼卷肉丝,是更加实在、也更加解馋的烧饼夹五香酱牛肉,还有放了一点儿芥末的调凉皮儿和放了黄瓜片儿的蛋花儿汤。宛儿姨却没有吃,只是默默地望着我们吃,宁静地笑着,却又不停地拿出手帕擦眼泪。锁哥吃得慌张,被芥末呛住了,流着鼻涕直打喷嚏。可他吃着自己的,眼睛还滴溜溜地盯着别人的桌子。宛儿姨背过脸用手帕擦泪的时候,他的手就充分发挥了“耙子”的作用,闪电般地拿了左边桌子上剩下的半个烧饼,另一只“耙子”同时出击,掳掠了右边桌子上的一只鸡腿。宛儿姨转过脸来的时候,他的战利品已经了无痕迹地消失在无所不包的大裤兜里。只有弟弟吃得文静文雅文气文明,在温柔地咀嚼中延伸并加深着对于牛肉的理解,宛如他今日以历史学家之身分对待最新出土的文物典籍。只是到了离开收容所五十年以后,他才向乃兄坦白,他在乃兄操心不到时偶然啃过人家扔在地上的西瓜皮,当然,他补充说,啃瓜皮以前,在一条小河沟里进行了必要的卫生处理。
那一天我们吃圆了三个肚子以后,宛儿姨小声问我:“你知不知道,给爸爸写信要寄到哪里去呢?”我只知道一个宋家庄,别的都说不清楚。在宛儿姨面前一直是手足无措的锁哥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他说:“这事儿用不着去邮局,包给我了!宋家庄离宝鸡只有一站路,不管是客车、货车,扒上车转眼就到。下车往北走,好找。我还认得他爸,戴着‘二饼’……”我向宛儿姨加了注解,他说的“二饼”是眼镜,宛儿姨大笑。锁哥看了看窗外的太阳,说:“半后晌一准送到,天擦黑就能窜回来。我给收容院跑腿儿送过信,我知道还得叫他爸给你写个收到条,错不了的!”宛儿姨喜出望外说:“多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了!”
天擦黑,宛儿姨把我和弟弟送回收容院不久,杨锁就很神气地跑回来,“叭”地弹了一个响指,说:“妥了,你爸跟你姨见上面了!”他看我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又说:“你不信?我一下火车,正碰上你爸在站台上等车。你爸看了信,我就向他要收条。你爸说,不用了,我正要上车去宝鸡,叫我跟他一块坐车回来了。一下车,就去找你姨了。”他又怪声怪气地说:“你们那个窝里的蛐蛐儿咋看咋跟俺不一样?去时候,你姨还给我买了一张车票,我没进车站就把车票卖了。你姨还给了我买回程票的钱,可是回来时,你爸又花了冤枉钱,给我补了一张票。俺这个窝里的蛐蛐儿坐车从来不买票,肉头蛐蛐儿才买票!”他又拍着大裤兜说:“这样吧,我挣下你姨的两张车票钱就算咱俩的,也给你弟分一股,咱哥仨再吃日他娘一回烧饼夹牛肉!”
杨锁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诺言。最让我揪心的,是盼了两天也不见父亲的到来,我开始怀疑杨锁送信的真实性,气咻咻地问他:“你到底把信送到哪儿了?是不是用它当手纸擦屁股了?”他轻蔑地用鼻子哼哼着,“自从俺娘把我生下来,我压根儿没用过手纸,我用土坷垃。你爸要是不来看你,我赔你一个爸!”他忽地流下眼泪说:“俺爹俺娘都找不见了,谁赔我?”他用袖子擦着眼泪,不再理我。
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和宛儿姨的出现,收容院却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那天一大早,管理员就带领我们打扫卫生,宣布说,中午,有几位高级官员的夫人前来慰问,这一天要改为三餐。中午,我们及早蹲成了一个个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圈。每个圆圈的中心,都放着一大盆热腾腾直冒热气的粉皮炖大肉。每个难童还增加了一个倒进了温开水的小瓷碗,发给一颗鱼肝油丸。管理员叮嘱说,要等到慰问者莅临饭场,听到一声哨响,先用瓷碗里的温开水送下鱼肝油丸,然后开饭。那天的馍馍也是用“洋面”做的,绝对找不到“面虫”,而且像小山一样堆在一个大笸箩里。
幸运的“小塔米塔克儿”们都在等待哨音,我却把鱼肝油丸捏在拇指和食指中间揉搓着,映着太阳审视,发现它是半透明的,与我吃过的任何药丸都不相同。好奇心使我试图揭破弹性外壳内部的奥秘,却忘了必须听到哨音再用温开水送服的规定,又想起了由杨锁亲授的向嘴里高抛玉米花儿的绝活儿,一时兴起,就把鱼肝油丸高高抛起来,仰着脸把嘴巴凑上去,不偏不倚地把鱼肝油丸吞到了嘴里。我的的表演引起了孩子们的哄笑。恰在这时,哨音响了,慰问者飘然而至。我已经咬开了鱼肝油丸,难于忍受的腥味儿使我龇牙咧嘴,连连啐着唾沫,鱼肝油丸也被我啐了出来。我的表情一定十分可笑,孩子们想憋而憋不住的笑声,也“哽儿——呃,哽儿——呃”地十分滑稽。我的鲁莽彻底破坏了迎接慰问的庄严气氛。正当我摇头顿脚、连连啐着唾沫的时候,官员夫人们迳直走到了我的身边。我看到了绣花的旗袍、腥红的唇膏、在耳朵下边闪光的悬垂,还有一双双描了眼圈、眼睫毛像蝴蝶翅膀一样眨动着向我表示惊诧的眼睛。
“为什么吐掉了?”一位夫人问我。 我的回答是简洁的:“腥!”
“啊!”官员夫人们发出轻柔的感叹,并告诉收容院院长,应当教会可怜的孩子们怎样服用这种不可咬碎的药丸,还要当场教会我怎样服用。
不是一颗、而是两颗鱼肝油丸,被送到一位官员夫人的手中。“张口!”她捏着鱼肝油丸送到我的嘴边。我发现她的手指白嫩而细长,指甲盖是豆蔻色的。“不要咬它,要这样……这样接着它……”她伸出舌头。我也伸出舌头。她把鱼肝油丸放在我的舌头上。我就用舌头托着鱼肝油丸,伸在嘴外边一动不动。“快把舌头缩回去呀!……好,很好,不要用牙齿咬它。”我极其小心地缩回舌头,等待着下一个指令。官员夫人把一个小瓷碗递到我的嘴边,“喝水,”她向后仰了仰头,“把它囫囵个儿地送下去。”我乖乖儿地接受了她的教导,成功地完成了全部程序。她笑了。她的笑十分动人,如为人间解除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苦难。“以后就这个样子……”她再度仰了仰脖子,“这个样子送下去,懂吗?”我心怀感激地鞠了一躬,说:“谢谢!”
官员夫人们齐声发出惊叹:“啊,多么懂礼貌的孩子!”
不幸,我从此又成了收容院全体难童取笑的对象。时不时会有一个孩子跑过来,毫无来由而又毕恭毕敬地向我鞠躬,挤眉弄眼地说一声:“谢谢!”还有人从地上捏起一颗小石头,黢黑的手指捏成兰花指形,娇声娇气地对我说:“张嘴,囫囵个儿地……”
我忽然发现自己跟所有的难童都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锁哥也狠狠扛了我一膀子,没好气地说:“你谢她个屁!她会天天喂你吃那啥鱼油?她要真心行善,咋不把她的金镏子抹给我?”
正当我的脑瓜儿就要崩裂、精神行将崩溃的时候,父亲和宛儿姨一起来到收容院,接走了我和弟弟。我错怪了杨锁,觉得对不起他。离开收容院时,我要向他道别,甚至想跟他探讨一下,请他暂时放弃回家卖红薯的美好向往,跟我一起去宋家庄一游的可能性,但我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我想,他也许扒火车去西安了。收容院已经发现了他用尿换取油饼的秘密,又撤了他的差事,让他远离了尿桶。他说,不要紧,他们饿不着我。西安有个飞机打靶场,飞机打靶时,从天上向地下掉弹环,一掉一大片。只要用柳条编的巴斗护着头,飞机打着靶,就能钻进去捡弹环,一个弹环能换一个烧饼。说不定,他是去西安捡烧饼了。

“饥饿体验”大概到了可以结束的时候,因为父亲和宛儿姨已经开始了与烧饼无关的艺术探讨。宛儿姨说,她刚刚回到南阳找到柳二胡琴,南阳外围战就打响了。她跟她的父亲和柳二胡琴一起逃到内乡县乡下,一边躲避战火,一边听琴记谱。柳二胡琴已年过八旬,不识乐谱,全凭记忆,每次授曲记谱前都要说:“叫我吸一口,只吸一口!”他只要吸了大烟,不管炮声震耳,房屋动摇,仍能调筝抚弦,情痴心醉,如入桃源仙境,一次能坚持半晌,就这样记下了《劈破玉》的古筝曲谱。柳二胡琴对此事十分认真,还要把《劈破玉》合成演奏中其它乐器的曲谱一一摹拟口授出来,但他体弱声细,更需要吸大烟提劲。那边又打起了拉锯战,整日炮火连天,找不到大烟吸了。柳二胡琴哭泣说:“我一辈子也没有摸过大烟灯,眼下是要用大烟把我剩下的寿命提到这两个月里烧干用尽,才能把《劈破玉》留给知音啊!”宛儿姨的老父要宛儿携《劈破玉》古筝曲谱逃离战火,留下自己照料柳二胡琴,相机记录其它乐器的余稿。但他只会用“工尺谱”记录,日后还要由宛儿姨再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听见了父亲与宛儿姨热烈而温柔的交谈:
“那是我国最早的交响乐吗?” “是的,它已经具有交响乐的要素。”
“天哪,我们是多么幸运!”
接着,又是与宛儿姨的离别。那天下着小雨。宛儿姨撑着一把花伞,带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和一个装在琴套里的琵琶,与我们一起在宝鸡上了火车,转眼就到了卧龙寺车站。我和弟弟跟父亲下了火车,宛儿姨却要到岐山才能下车,岐山是K女师确定的集结地。父亲呆立在站台上,任凭小雨在脸上飘洒,与车窗里的宛儿姨相对无语。列车很快就重新开动了。宛儿姨的眼圈又水汪汪地红了。一条洁白的手绢从车窗里伸出来,在宛儿姨的脸颊上随风飘舞,渐去渐远。
我们回到了宋家庄,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吵架。宛儿姨出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要吵架。母亲说,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说当天就要带孩子回来吗,怎么一去三天无消息?父亲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在卧龙寺车站碰到那个小孩子给我捎信,才知道宛姑娘来了。我到了宝鸡,才知道宛姑娘从战火中带来了《劈破玉》,怎能事先告诉你呢?我需要听她解说、还要听她弹琵琶向我演示曲谱,没有三天的时间是办不了这些事情的。母亲说,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偏要背着我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把她领到我们家里来,也作为我的客人?父亲说,难道我们这里还像个家吗?你有地方安排她吗?有足够的小米粥让她喝吗?再说,她们女师是不是到岐山落脚,当时还没有定下来,她能离得开吗?母亲说,那么我问你,你们下馆子没有?父亲说,不过是吃了两个烧饼、四两牛肉、两碗肉丝面罢了。母亲说,什么?罢了,罢了?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在难童院里受苦……你们竟然吃着肉丝面谈笑风生!父亲恼怒说,这是哪个混账的消息灵通人士向你透露的花边新闻?可是,你知道你知道吗?母亲说,你要我知道什么?父亲说,是宛姑娘付的饭钱,我是个“吃白食儿”的!弟怯生生地插话,我跟二哥也吃过宛儿姨的牛肉夹烧饼。我修改病句说,是烧饼夹牛肉。母亲的表情又松动下来,说,好了,你们爷儿三个真够体面的了,一群“吃白食儿”的!
父亲和母亲的冲突也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急。一转脸的工夫,父亲又露出十分欢欣、十二分亢奋的样子,打开一个牛皮纸袋,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母亲发表演说:“你知道吗?它要由十多种管弦乐器配合演奏,且已脱离曲词而成为独立存在的管弦乐曲了,如果还不能说它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交响乐的话,那么,起码可以说,它已经具备了交响乐的一切要素,比西方交响乐的诞生还要早二百多年呢!”父亲碰翻了一个板凳,板凳砸在一个破瓦罐上,瓦罐发出破碎的轰鸣,而演说照旧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交响乐来自宫廷,原来只是为皇帝演奏,而我们的《劈破玉》来自民间,却又不是小家碧玉,它凝聚了民间音乐家四百多年的心血,且未被宫廷乐官掠为己有,难道不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吗?哦,对了!”父亲戛然而止,忽地向门外走着说,“我该去石羊庙领薪水了!”
那又是一段宁静的日子。H大学开课了。一位迈着将军步伐的中年司号员握着闪光的铜号,按时登上石羊庙的钟楼,号声悠扬苍凉、一日数起,向住在十多个村庄里的知识阶层发布起床、上课、下课、熄灯的号令。我也随着号声,在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板凳和一块桐木板——那是我放在膝盖上的课桌,走进土窑洞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业。父亲不听熄灯号的指挥,他在写一本旨在对鼓子曲的历史源流和艺术价值进行探讨和评价的《鼓子曲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八百里秦川如一个丰腴的静卧梦中的女人,所有的村庄都在她的怀抱中熟睡。当父亲熬到第三两灯油的时候,石羊庙的钟楼上忽然传来昂扬、跳荡的军号声,如同跳荡不已的电光石火在夜幕上忽隐忽现。黑夜里有人疯了似地吆喝:“鬼子投降了,鬼子完蛋了!”父亲掷笔,跳起来喊叫:“天亮了,天亮了!”每个村庄都在刹那间沸腾起来。父亲急头怪脑地环顾草屋,不知要寻找什么东西,忽地抄起一根小擀杖,敲打着一个铜盆,奔出了村巷。当我赤脚跑出去的时候,教授和农民、陕西人和河南人都在村头打麦场上欢呼跳跃。四周炸响了鞭炮,迸飞着火星。一列火车拉响一拉溜儿的长笛,如扯起一条迎风飘扬的彩带,从村头“洋桥”上奔腾而去。
天亮时,我看见父亲的稿纸还铺在桌子上,上写:“第十一章〓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与鼓子曲”。通宵未眠的父亲对母亲说:“我还有一块小小的‘失地’没有收复,《劈破玉》的尾巴还丢在南阳呢!”

我们回到了开封,又成了这座古城的房客。
在H大学校园的西一斋,父亲还拥有一间书房。他坐在久违多年的电灯下,对爱迪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每晚都要充分享受乃至近乎于掠夺爱迪生发明的光亮,直到深夜仍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在战时飘泊中完成的讲义,已经以《文学新论》为书名,由世界书局出版。他又在自己搜集的四百多种、六十万言的鼓子曲词中取其精华,自费印刷《鼓子曲存》一千册,分赠给曾经向他提供曲稿的同好与南阳所属各县民众教育馆。还有三百三十多种鼓子曲谱,准备在完成名曲《劈破玉》合成曲谱的翻译后,以《鼓子曲谱》为书名自费出版,同时继续抓紧了对鼓子曲进行理论阐释的《鼓子曲言》的写作。
自费印刷《鼓子曲存》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我家的伙食质量大为下降,还欠了一笔外债。我的直接感受是,我上了初中,父亲竟然不能给我买一支“自来水”钢笔,又不屑于买据说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蘸水钢笔,我必须用毛笔书写英文作业而受到英文教师的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父亲说:“你对他们讲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是把英文书写纳入中国书法艺术之堂奥嘛!”母亲问:“所欠外债如何归还?日后印刷《鼓子曲谱》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父亲说:“从我日后出版《鼓子曲言》的稿酬中来。那时候,斑儿的中国式英文书法想必练得差不多了,我会送给他一支西弗利或是一支派克金笔呢!”
我在毛笔的艰难跋涉中受到光明前途的鼓舞,继续在嘲笑声里咬紧牙关用纤细的徽州狼毫曲曲敛敛、勾勾画画地练习“中国式英文书法”,英文练习簿也由比较贵重的道林纸改为价格低廉的白麻纸,毛笔与白麻纸相得益彰,英文教师终于从中看出了味道,说:“Wonderful!多么古朴,多么典雅,多么他妈妈的别有一番穷趣呀!”
母亲让我们五个从十六岁到六岁的子女阶梯般排成一列横队,立正、看齐、报数,目光从我们身上扑扑闪闪扫过去之后,接着就潸然落泪,说:“这就是我抗战八年的胜利成果,可是,我老了!”算起来,那一年母亲也不过三十六岁,只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早已没有精力教书,别人已经不再叫她“孟老师”,而是叫她“张太太”了。
母亲第一次被称为“张太太”,是在小镇潭头。母亲辞去嵩县嵩英中学的教职,随父亲来潭头专司家务。别人叫了她一声“张太太”,她曾为此满脸通红,惆怅终日。她就跟一群教授太太联合起来,争取到了为民众服务的权利,比如,她们把不知番茄为何物的一大群农妇带到园艺系的试验田里,当场摘了一堆番茄,进行了生吃番茄的示范,并让大为惊讶的农妇品尝了番茄炒鸡蛋的美味。这批农妇就给番茄起了一个亲切友好的名字叫“洋柿子”,都成了在各自的小片菜地里争种“洋柿子”的带头人。接着,为了打破农民认为蝗虫是“神虫”的迷信,母亲又在关帝庙前支起油锅,与教授太太们进行了大嚼油炸“神虫”的竞赛,观者如堵。母亲宣传说,蝗虫的蛋白质和母蝗的腹部脂肪都优于猪肉和牛羊肉。这时她勇猛地吞食了一只油炸母蝗,连连咂着嘴说,好吃,好吃!又问听讲的农民,何不把蝗虫统统吃掉反而任其糟蹋庄稼呢?农民似乎付不起食用蝗虫要用油炸的昂贵代价,却看到大嚼“神虫”者没病没灾,都在大清早乘蝗虫翅膀上沾着露水飞不起来的时候,起而用破鞋底围歼蝗虫,战果辉煌。母亲与教授太太们受到了鼓舞,向民众进行科学启蒙的热情大为高涨,又取得生物系的支持,抱着一个显微镜访问农户,让民众在显微镜下看见了成群结队游弋在生水中的杆状、蝌蚪状小虫。还有一只苍蝇的一条大腿,也赫赫然露出了多毛的狰狞。不少农民从此改变了喝生水的习惯,而且学会了用生石灰杀灭粪坑里的蛆虫。母亲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是,此后就开始了“饥饿体验”而不曾遇到蝗虫。观察苍蝇大腿的显微镜也经历了潭头的劫难而下落不明。
母亲回到开封以后的状况似乎并没有改观,楼梯台阶一样渐次升高的五个子女,无时不在提醒她作为“张太太”的不可变更的身分。母亲开始变得易怒,跟父亲吵架说:“我们不是追求个性解放吗?不是要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它们,反而把自己的个性也给弄丢了,难道我只能是你的一个符号吗?”父亲说:“让我变成你的符号好不好,比如,就叫我孟老师的先生!”
母亲即使作为父亲的“符号”,也好像受到了宛儿姨的威胁。
已经从郾城回到开封的小姨说,又是在龙亭公园,她亲眼看见父亲和宛儿肩并肩地坐在柳阴下。草地上绿草如茵而不如芒刺和针尖,使他们坐得十分安适牢靠,露出十分缠绵的样子、十分晕乎的表情,还有十二分感伤的泪珠儿挂在宛儿的脸上。宛儿的脑袋甚至是旁若无人地歪靠在父亲十分乐意接受的肩膀上,很久很久,两个人又践踏着无辜的青草,融入古城墙的阴影。这几乎是八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张老底片的翻版。小姨愤愤不平说:“这个宛儿还不到三十岁,好比一株亭亭玉立的晚香玉。我二姐不老也叫她比老了哩!”
父亲又在急头怪脑地分辩:“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与宛姑娘一起从死神手中‘收复’了一块极其重要的文化‘失地’,知道吗?宛姑娘已把《劈破玉》的‘工尺谱’全部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为之断断续续付出八年代价的一项工作,在《劈破玉》进行十多种管弦乐器的合成演奏以后,就可以宣告完成了。这是以两位老人最后的生命为代价的呀!柳二胡琴强撑着老弱残躯,口授了最后一段旋律,就在连天炮火中溘然长逝。宛姑娘的父亲也在病床上苦苦等待女儿的归来,把他记录的‘工尺谱’交给女儿,也撒手人寰,乘鹤归天了。宛姑娘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抓紧译完了曲谱,眼下还在为我张罗《劈破玉》的合成演奏,难道我不可以陪她散散步、谈谈心,对她表示感谢或是用我的肩膀给她提供一点儿短暂的安慰吗?再说,女师就在午朝门外,是紧挨着龙亭公园的,不到龙亭公园散步,难道要我去鼓楼街、相国寺的车马人群中磨擦生电、磨擦生热、磨擦生气去!”
母亲对于小姨所表述的景象与父亲的雄辩,采取了“三不”主义——听而不闻、不屑一顾、不置一词,却暗自接受了豫东鹿邑中学的聘请,趁父亲正在大学校园的书房里忙于他的总也“劈不破的玉”,带上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位照料弟弟的干娘不辞而别,到五百里以外的豫皖边境教高中国文,当“孟老师”去了。我刚刚上了初中,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成了各自学校的寄宿生。
我十一岁了,偶尔在梦中找不到厕所,就会在床上画出篇幅较大的世界地图而引起寄宿生们的惊叹。他们甚至在我的地图上找到了欧罗巴洲和阿非利加洲,如果那一天我仅仅画了一个小小的海南岛就幡然醒悟,他们都会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敦促我务必再接再厉。我就把叠印着各种地图而散发着不良气味的铺盖卷儿背到父亲的书房,赖在那里不走了,后来被校方以“不便说明的原因”特许为走读生。父亲在书房的里间增加了一张小床,在小床的单子下边垫了一块隔水的油布,每夜让闹表把我叫醒一次。
我开始心怀初中生的鬼胎窥视父亲,时常在放学回来时发现宛儿姨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并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果他们正在讨论五线谱上密密麻麻的蝌蚪,宛儿姨也会停下来,递给我一卷“黑虎牌”糖果或是一包五香花生米。如果她不在父亲的书房里,我会用鼻子找到她遗忘在书房里的气味,那是一种淡淡的含有苦艾味的“冷香”。
我也有心怀叵测的时候,试图发现足以使母亲恼火或是引起母亲嫉妒的一些迹象。一天傍晚,当宛儿姨到来的时候,我假装到校园里玩耍的样子,像奸细一样蹑手蹑脚绕到书房外边的窗下。窗下有葡萄架的青藤和蛐蛐儿的歌唱。我趴在青藤下边,咬牙忍受着蚊虫的叮咬,窃听了父亲与宛儿姨的全部谈话。
父亲说:“都准备好了吗?”
“乐手终于凑齐了。”宛儿姨说,“都是女师、艺师和幼师班的女孩子,她们对《劈破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演练一两次,就可以合成了。”
“难为你了!宛儿妹,我盼望着合成演奏的日子,这是我盼望多年的日子,可也是一个使我害怕的日子……”
“为什么?” “我想说……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是怎么了?尽管说就是了!”
“我忽然发现,在我的心里,你和《劈破玉》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我竟分不清我要寻找的是你还是‘玉’。找‘玉’甚至成了找你的理由。所以,我刚才又发现了我的惆怅,因为一旦听了《劈破玉》的演奏,我也就失去了……找不到了与你见面的理由。”
“对于我,难道还需要寻找理由吗?” “我的感觉是寻找,在风雪茫茫的路上。”
“难道还需要特别的理由吗?” “是的,我需要理由,好管住自己的心。”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蚊虫的叮咬几乎使我挺不住了,才听到了父亲的叹息。
“小妹,放弃你的独身主义吧,选择孤独,对你是不公平的,我也会为此感到难过……”
“那么,你想要我嫁给谁?” 我听得出宛儿姨是在赌气。 父亲不语。
宛儿姨哭泣说:“可我,并没有恨你……”
书斋里发生了轻微的骚动,传来椅子在地板上扭动的声音。窗下的蛐蛐儿停止了鸣叫。书斋里的空气好像窒息了。好大一会儿,又传来父亲和宛儿姨急促喘息的声音。
“哦,”父亲说,“我心里发颤。我的手凉了,手凉了!” “你是怎么了……怎么了?”
“不要紧,不要紧的,我心里的警察回来了!”
书房里又归于无言的寂静。寂静中再次传来宛儿姨的啜泣。
我对父亲和宛儿姨产生了说不明白的悲悯。在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父亲说,他要去女师听一听《劈破玉》的合成演奏。我就悚然想起,这可能是父亲和宛儿姨就此告别的日子,也跟着父亲去了。
我们是步行去的,没有坐“洋车”。父亲坐不起“洋车”了。我已经听惯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词语:“通货膨胀”。我随父亲到教授食堂里吃饭时,碰见过一群教授包围着食堂管理员王喜欢,七嘴八舌地抱怨伙食的油水和营养都低于人体需要的最低标准。王喜欢是一位心灵嘴巧、腿脚勤快的“资深工友”,跟着H大学经历了八年的漂泊,才当上了食堂管理员。他面对群情激昂的教授,说起了单口相声:“各位教授,你们就忍着点儿吧,谁叫你们是教授呢?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一大早就得去排队买面,那您就会知道,将将排到柜台跟前儿,‘扑通’一声挂上了涨价的牌子,原本能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一袋二等‘洋面’了!我只好咬了咬牙,这老长老长的队就算我白排了,咱不买他的面还不行嘛!北道门儿还有一家卖面的,我上北道门儿排队去。你猜怎么着?我从路这边还没跑到路那边,那边也挂出了新牌价,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半袋二等‘洋面’了!那位教授说了,你把钱交给我,我眼下就把一袋一等一的‘洋面’给你买回来!你说这话我信,我一百个信!可那是多大的袋子呀?”王喜欢露出心悦诚服的微笑,答道:“牙粉袋儿!”教授们哄堂大笑。王喜欢并未到此为止,“我还要说说猪肉,从前能买一头猪的钱,眼下只能买一个猪头!各位要是怪我不会管伙,我就斗胆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我看全怪各位是教授,如今这世道,教授,教授,能不‘越教越瘦’吗?”教授们再次哄堂大笑,都服服帖帖地享用了王喜欢安排的伙食。
我们去女师的路上,父亲摇着手杖说:“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那么,我们就有啥吃啥吧。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那么,安步当车就是了,于健康有益。”我说:“爸,你的手还凉不凉?”父亲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脚也凉了。你鲁伯伯说我熬夜太多,听了这次演奏,我要歇一歇,调理一下。”
我们进了女师校门,宛儿姨就急急跑过来说:“演奏会临时推迟了,我正要去告诉你哩!”父亲问:“为什么?”宛儿姨说:“美国兵强xx北大女生沈崇的报道,你看到了吗?政府当局竟不闻不问,任凶手逍遥法外,真是太气人、太可恶了!同学们占用了小礼堂,正在举行抗议集会。”父亲说:“好,应该推迟!可我既然来了,还是一起到小礼堂看看吧!”我也随着父亲和宛儿姨进了礼堂。父亲举起手杖,跟着女学生们呼了几个口号:“严惩美国凶手!”“美军滚出中国去!”父亲粗嗄的男声混在女声中显得刺耳,女师的学生都回过头来看他。父亲诚惶诚恐说:“哦,对不起!我的口号喊得不好听,我多年没喊过口号了!”又对宛儿姨说:“你们喊得好,很好!我以后再好好喊吧。”宛儿姨啼笑皆非,说:“你喊得很好呀!”
我和父亲回来时,父亲问我:“你喊口号了吗?”我说喊了。父亲说:“很好,以后你要多替爸爸喊一喊,这也是作儿子的责任,爸爸的嗓子不行了。”
父亲已经写好了《鼓子曲言》,共约十五万言,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原要在听了《劈破玉》的合成演奏、获得完整的听觉印象后,再把他对《劈破玉》的总体评价加进去。宛儿姨却说:“抓紧寄走吧,弹琵琶、吹长箫的学生都已经毕业离校,去外地找职业了,现在人心惶惶,一时找不到新的演奏者。我会抓紧的。”父亲寄出了书稿,对宛儿姨说:“宛妹,是命运继续给我‘理由’啊!”宛儿姨的眼圈又红了。
数月后的一天晚上,宛儿姨来到西一斋说:“先生,我明天就要请你听演奏了!”父亲说:“好,好,你辛苦了!”我知道,到了我离开书房、给父亲和宛儿姨提供最后一次“理由”的时候,就提着书包说:“宛儿姨,我去西二斋找同学补习代数。”宛儿姨说:“我是不是妨碍你做作业了?”我说:“不,我还怕以后看不到你呢!”宛儿姨又眼圈一红,神情哀婉地望着我,叹了口气。父亲说:“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按时回来。”我露出好学不厌的样子,说:“不,今天习题多,再给我增加半个小时好吗?”我已经不允许自己再绕到窗下窃听,只是对窗下的蛐蛐儿说:“你不要叫!”
我从同学家中出来时,还不到两个半小时,又坐在七号楼的台阶上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望见父亲送宛儿姨出了西一斋。我缩身在柏树墙下,望见宛儿姨弱不可支地依在父亲的肩上,静静地从我身边走过。宛儿姨留在书斋里的气味像薄荷一样又凉又香,一绺一绺地在空中飘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次日,我正要随父亲去听演奏,一群大学生拖着一张足有两丈多长的长条标语跑进来,说:“张先生,我们要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这是要贴在省政府门口的大标语,请先生签名支持!”父亲说:“好,好呀!这三样东西都是应该反对的呀!”一个同学递过来一支大号毛笔,还端着一碟墨汁。父亲恭而敬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审视再三,说:“有一点没有点好,墨酽了。权且拿去,滥竽充数吧!”学生们说:“这样就好!”又拖着长条跑了。
父亲看了看怀表,说:“快些走,不能让人家等咱!”
刚刚走出西一斋,就望见七号楼门前人头攒动,天降冰雹似地传来一片“乒乒乓乓”的声音。一群女学生跑过来说:“张先生,您有碗、筷吗?借给我们用用好吗?”父亲问:“是吃饭用的碗、筷吗?”女学生说:“是呀是呀,我们反饥饿,一路上要敲打碗、筷的呀,我们忘带了!”父亲急转身,开了房门,才忽地想起来,“糟糕!碗、筷在食堂里放着。”却又同时产生了灵感,掂起搪瓷洗脸盆,用毛笔杆敲出“当”的一声脆响,欣喜异常说:“此物甚好,你们敲盆好了!”女学生接过了脸盆欲去,父亲看见许多女学生还空着手,又说:“且慢!”掂起一个茶杯,敲了一下,说:“啊呀,音色极佳!你们把茶杯、漱口杯全都拿去好了,只是小了点儿,这表明,同学们的要求实在是很小很低的呀!”女生们几乎是席卷了书房里如上所述之器皿,敲打着,欢呼而去。
父亲又看看怀表说:“一溜小跑吧!”
我们被游行队伍挤在路边的人墙里左冲右突,好不容易在东司门与游行队伍分离,来到了书店街北口,却看到中山路那边的新街口上,齐刷刷站着一排持枪军警。女师与省政府都在中山路西沿,警备司令部为了防止游行队伍通过中山路,发布了禁止通行令。父亲又望着怀表说:“绕路走吧,大家等急了!”
父亲又领着我穿过书店街,准备绕道行宫角,再到女师。谁知到了相国寺后街,又正好碰上游行队伍。我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下边,有人举着一个墨黑的大灯笼。父亲说:“这是说,漫漫长夜里,灯笼都黑了,没有光明了!”灯笼旁,有人用竹竿挑着整架的骷髅,是从医学院实验室里取出来的,赤裸的白骨,龇着白厉厉的牙齿。父亲又说:“这是说,遍地饿殍,民不聊生啊!”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行人都驻足鼓掌,有些店伙计也跳起来,与学生一起呼口号。到了行宫角东边,游行队伍把一辆小汽车包围起来,小汽车动弹不得。学生们用红土水和石灰水在小汽车上写满了口号,小汽车立即变成了一只花爬虫。一个学生爬到车顶上发表演说。父亲立棱着脚尖看了看小汽车,又说:“坐小车的此公,是接收大员张厅长啊!他大大地发了一笔国难财,今天陷入民众包围了!”父亲又突然问我:“你说,二十多年前,爸爸我在哪里?”看我茫然不知所问,父亲指着站在小汽车上发表讲演的学生说:“我就站在他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我的血滚烫滚烫的。现在,靠他们了!”
我们随着游行队伍到了行宫角,忽然发现,宛儿姨正在路对面人群里向前挤着,却被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军警挡住了。她从军警头顶向这边传话:“你们不要挤了,又改日举行了!”我认定,这是命运不让父亲和宛儿姨失去他们的“理由”。
当晚,军警在H大学门前架起了数挺机关枪,封堵了校门。机枪手匍匐在地上作准备射击状。军警由“青年军”入校的“职业学生”带领着,闯进学生住宿的东斋,抓走了七十多名学生。警车发出凄厉的嚎叫,深夜不息。
那几天,父亲愤愤不平地在书斋里踱步,后来,就与别的教授们一起出面,分别保出了被捕的学生。父亲保出的两个学生出狱后,来到西一斋向父亲表示感谢,接着就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父亲在西一斋门前散步时碰到一个身穿“青年军”军服的学生,他趋前问父亲:“张先生,你知道你保释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吗?”父亲反问说:“他们能到哪里去呢?”“青年军”说:“去黄河北投八路了,张先生是有责任的呀!”父亲说:“他们到哪里去,是他们的自由,我保释出狱的只是我的学生。”“青年军”说:“哦,请原谅,我只是给先生说一声,请你不要管别的事情,只管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父亲说:“好呀,眼下就请你一起散步,谈谈你的功课吧!”“青年军”说:“谢谢先生,下次再向先生请教!”
那天晚上,军警又抓走了几个学生。
次日,宛儿姨又是那样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三下,又是那样没有声息地走进了书斋,又是那样轻轻喘息着望着父亲。父亲默默地望着宛儿姨,凄然说:“顺乎自然吧,现在的世道顾不上‘玉’了。请你把曲谱保存好,我们以后用得上的。宛妹,你要珍重自己!”宛儿姨含泪说:“你也要珍重自己呢!”
母亲从鹿邑回来了。鹿邑的学生也在游行,军警也在抓人。豫东的枪炮声像是夏天的雷阵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里轰隆、噼里啪啦地从头上落下来。母亲一旦去到学生中间,就会表现出姥爷家族的“遗传基因”,总有一批“激进派”的学生围绕着她,在她的住处聚会。母亲被学校解聘了,却有一群学生护送她回到了开封。
母亲回来时已经恢复了“孟老师”的样子。十年前,在老姥爷的庄园里管理过客房院的堂舅也悄然出现在开封。母亲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屈就H大学图书管理员之职,这就使她有可能把图书馆的钥匙随时交给堂舅,图书馆就成了堂舅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会的地方。这一切,好像都瞒着父亲。父亲却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怎么了?图书馆到了后半夜还亮着灯,不觉得刺眼吗?如此刻苦读书,何不到我的书斋里来呢?”母亲高兴地说:“好呀,他们正等你说这句话哩!”
我却在想念宛儿姨。母亲回到省城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宛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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